摘要:

 
(题图:戴翔《清明上河图》局部)

在对农耕文化的祭祀中展望民族复兴梦
——读戴翔《清明上河图》
文/康国生


    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,描绘的北宋京都汴河两岸繁忙的运输和生活景象,代表了农耕、手工业时期,社会政治、经济和民俗状况,可谓中国文化的历史脚本。
    西方工业的发展和资本在全球的扩张,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强大冲击。历史上某一天,我们忽然发现“世界的中心”早已改变了。于是,三十年前起步的改革开放,机遇与挑战并存,中国走向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特殊接轨。

    戴翔的《清明上河图》,创作背景恰置上述“接轨”的现实语境,形式上采用了超越现实的挪用和植入手法,可谓既脚踏实地,又异想天开。
    在以汴河贯穿,隐喻“黄河文化”的历史脚本上,艺术家把社会变革中人所共知的一些矛盾场景巧妙植入,于是,荒诞离奇的各种人文符号,立马呼应着历史和现实舞动了起来,像一部魔幻现实主义的大戏(新西游记),引领看官穿越时空,抚今、追昔和展望。此时,会让人不由地想起但丁的《神曲》——那是一次救赎之旅,引领灵魂飞升的痛苦过程。

     驻足在“新上河图”巨幅长卷前,那些在古老风景映衬下的荒诞现实感同身受,无法不让龙的传人笑着流泪。
    你听,“我爸是李刚”的口气,似乎比“我爹是高太尉”的底气还足;你看,在“养老政策宣传”员以工整的微笑VS李逵的孝心之时,那位残疾老汉却不知趣儿地从什么地方爬过来举出个讨饭碗——小说家难以构思的情节,竟然被摄影师收录在案(指网络发表的那幅照片)。
    你闻闻肉案上那把屠刀的血腥味儿,你咬咬“魔术募捐箱”里那元宝的成色,你再嗅嗅围城垃圾上冲过来的尘烟……荒草下,呼格吉勒图在哭诉,河沿上,窦娥在喊冤。
    当老方丈在奢侈品的包围中对着摄像头慨叹“这是前世修来的福啊”,女学生“征爹求包养”自然就成了社会时尚:当“钉子户”的自焚未能阻挡豪宅的崛起进度,“挟尸要价”的道德底线似乎也值得重新判断。
    林林总总的异象,与“品牌”地沟油摆上超市货架的道理一样,与其说“中国制造”,不如说“中国式仿照”。仿佛唯有金子,才是这世上最闪光的东西,才最值得奋不顾身。

    的确,“所有艺术都是在约定成俗地使用符号的基础上运作的。” 场所,是人类行为的背景,是浸透着社会文化的符号。
    新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的符号混搭,只是一个荒诞的隐喻:在中国传统牛车的底盘上,改装了后工业时代的动力装置,并以资本的本性为操作系统运行着,于是GDP数字掩映下,各种奇异景观连番上演就不足为怪了。
    作品宛如一出折子戏,各种身份的剧中人,在此赛博广场上的表演,事实上也在步步紧逼地阐释着作者的追问:我们是谁,我们从哪里来,正在做些什么,要到那里去,出路在哪里?

    今天城乡人的活动空间,早已不是张择端时期的状况——人人守护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儿。现在,只要大家一出门就是公共空间,就是国际市场,就要与他人打交道,耳濡目染都与国际文化相关。这就需要国与国、人与人(社会)之间达成相互尊重、协作和监督的默契,以实现互惠互利,公正公平的社会关系。
    因为资本在不断制造消费,促使人性欲望膨胀,拜金主义横行,传统道德底线受到挑战,信仰走向多元化乃至缺失。当“精致利己”的价值观成为风尚,相互勾结的利益链条失去监督力度,各种社会矛盾必然日益凸显,公民社会的理想也将化作泡影。
    社会的和谐发展,仅靠“独臂老人”的“无形之手”必然走向失衡。公民社会,离不开“契约精神”这位大总管,它是在接轨国际化进程中,实现“两手都要硬”的必须。
    和谐社会的常识性标志是,无论贵贱贫富,人人都有安全感,都能有尊严地学习、工作和生活,而不是经常发生“女孩子一搭车就失踪”、“主人还在床上,房子就被什么人铲平”的事情。戴翔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深刻社会意义恰恰在于这里。她让某些现实元素发生了聚合反应,爆发出了巨大的艺术能量,直击问题靶心。

    好戏是含蓄的,她不把深邃的意境图解给看客,她邀请观众一起参与创作和出演故事中最精彩的部分,她是启蒙和社会良知。
    自明代朱元璋以来,“清明”一词已经成为祭扫的象征。戴翔的《清明上河图》,如一篇祭文,是对死而不僵小农文化的祭奠。丧钟鸣处,依稀可见民族复兴的梦影在雾霭中浮现。(2014/11/26

 

戴翔《清明上河图》(完整版)链接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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