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:
            我读小学时,父亲已“知天命”。每当小伙伴们得意地炫耀各自父亲的时候,我总会自卑地走开,因为我从父亲身上找不到一点值得夸口的地方。你看人家的爸爸,不是教师、会计、兽医、车把式,就是木、瓦、铁匠啥的;即使纯粹务农的,也有根红苗正如“高大全”样另人仰望的;再不济,还有年轻做挡箭牌的呢。再看我那“大尾巴中农”出身、山东祖籍的倔强老爹,一个大字不识不说,一天沉默寡言,脸上很难找到笑容,动不动就嫌我们干活不中用。

    还有老爹那仪表,更令人不赶恭维了:大肠状鼓鼓囊囊的大抿裆棉裤和空心棉袄,只要入冬一着身就得半年后才换下来;裤角打着布带,腰上系一条麻绳,算是为冷热气体对流做了隔断;靰鞡头像胖头鱼,里面的靰鞡草掏出来足够筑好多鸟巢;“钱广”式狗皮冒子,棉布的面儿上也被油浸得与皮面的一样;土灰色的旱烟口袋挂在腰间,里面插着一把一扎长的小烟袋;浑身的色调一律是黒布退色后的灰白。夏装也好不到哪去,无非是“大肠”换成“小肠”罢了。为了减少衣服磨损、汗蚀,父亲夏季干活常常光脚赤背,就连卷起的裤管也是一高一低的。

    那时生产队里有个知青,对父亲的裤裆情有独钟,言辞描写的浪漫程度,一点也不比李白逊色:“大家看看老康头儿,人已经下地好几步了,那裤裆还在炕沿上放着呢!”弄得女社员差点儿笑断了裤腰带。父亲对这类玩笑也从不往心里去。

    父亲的倔强和仪表,没有给我幼小的心灵带来好感。甚至与父亲呆在一起都很紧张。那年秋天的晚上,天已经黑了,因为游戏中的争执,村西头的一个愣小子撵着要打我。我拼命往家跑,眼看到家了,当时父亲正在院门口堆柴禾,我不敢求救,最后终于挨了一拳,只好默不作声地认了。由此可见,在心灵深处,我与父亲的距离有多远。

    父亲吃饭到是快,而且香。四五碗高梁米水饭(最好是八成熟的)就着大葱蘸酱,五六分钟即可下肚;半尺多长的酱泥鳅,连头带刺一起咯吱咯吱地咀嚼、咕噜地下咽。渴了,井拔凉水,一口气就能喝下半瓢。在大地干活,土坑、河沟里的水捧起来就喝。父亲从不失眠,头一落枕便发如雷鼾声。出行不管多远,全仗一副铁脚板。

    父亲几乎从未生过病,干庄稼活是好把式。社员们一律的评价是“干活不藏奸”。所以生产队长都愿意把不好派的脏累活第一个点给父亲,而父亲也任劳任怨,从不挑三拣四。

    有一年春天,在放学回家的路上,我看见父亲一人在田里紧吆喝着毛驴给队里轧垄。那毛驴犟着脾气想挣脱父亲手中的缰绳回马棚,因为此时别的牲口都已经归队在槽前吃上草料了。天很黑了父亲才回到家里:“就剩那么一点儿了,一气干完得了,不然明天还得耽误半天。”父亲总是这样把生产队里的活当自家的一样看待。

    父亲干活不分家里家外的实惠劲儿,是村里有口皆碑的。一次挖野菜,路过社员铲地的现场,一位老太太的啧啧称赞让我记忆犹新:“你看康老哥拿的那根垄,‘立刻亮儿’地跟别人的不一样,一点儿白茬儿都没有。”那年初夏,社员们在辽河摊上一块名叫十八垄的田里铲高粱。偌大的地块,名叫十八垄,足见那龙的长度。烈日下,人在垄沟蜗行,终点摇摇无期。一位女知青无可奈何道:“这得哪辈子到头啊?”“别着急,你盯着点,等老康头儿的裤裆落到膝盖以下了,就到头了!”男知青的调侃,印证了父亲忘我劳作,连裤子都来不及提一提的劲头。

    入社的二十多年,父亲不知多挨了多少累,公分儿却一个也没有多拿。在“奸子”们的眼里,父亲是愚公,是傻子。也奇怪,村上那么多的男女老少,有不雅外号的实在太多了,像“大蘑菇”,“小蘑菇”,“二流子”,“三流子”,“尿眼子”,“X大话”“大老挑”等等。而街坊邻居无论人前背后都喊父亲“康老先生”。那时,“老先生”一词对我来说多么生疏,一直以为是不雅的称谓,小孩子间的拌嘴常常互喊家长的外号以视羞辱。直到改革开放,我才明白了“老先生”一词的内涵。外号就是众人对一个人的评价,是品行商标,它往往一语中的,从不像朦胧诗那样令人费解。

   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,父亲总是嘴里还嚼着饭,就紧一把饭前放松的腰带下地干活,因为九口之家靠他顶立着门户呢,哪一张嘴不得由从土里刨来的食物填上阿。父亲从田里回家,肩上总要要扛一捆柴草,或一袋子野菜。因为柴禾垛、猪圈、鸡鸭狗窝,都得苫顶;凡是会叫的就都要吃的。上帝给父亲安排了没完没了的活,好在父亲的脊梁撑得住。像砌猪圈、垛院墙、打坯、掏炕等连年轻人也打怵的活,父亲一向“眼愁手不愁”,常常是一天就挖个大菜窖,两天锤一垛高粱……那年大旱,父亲光脚赤背,每天担一百二十担水浇地,几天下来,肩肿了,背也晒脱皮了。哥哥姐姐们有的成家了,有的在上学,母亲的一摊活也不轻,我们能帮父亲一手的地方非常有限。

    父亲的节俭也是村里出了名的。一年秋天,父亲和母亲一起到位于法库县境内的三面船赶集卖猪仔。因为所有的路都由鞋底子丈量,于是天不亮就背上麻袋出发了,晚上四点多猪仔卖光了才回来。那次没带什么吃的,临行前父亲做了打算,想在集市上的小馆改改馋,也犒劳一下母亲喂养母猪的艰辛。已是大半辈子的夫妻了,还从来没有一起下过馆子呢。当时我很为父亲的这个决定高兴。可是,那天晚上父母一到家,就急着张罗吃饭,我有点疑惑。母亲笑着解释:“猪仔没卖上好价钱,我跟你爹中午买了两根胡萝卜垫吧垫吧肚子。小馆倒也进去了,一看都不贱。那里一顿饭,要是勾着买咸盐,够全家吃半年了。”那天,父母黑瘦的肌肤,疲惫的表情,在我心里刻下了深刻的印记。我每记起一次,就像苦卤汤一样被浓缩一次。

    父亲啊,您真的不该食言,您一辈子没有对不起别人,怎么就偏偏对不起自己呢?您总是这样地省吃俭用,究竟攒下了什么呢?是的,我记起来了,俺们家除了在六零年的饥荒里忍饥挨饿过以外,大体上没有缺过吃的。即使是七十年代青黄不接的时节,多少家已经断顿了。

    那年刚入秋,一位异乡人,我从未见过面的大舅来向父亲求情,说家里有三四个半大小子正值吃不饱的年龄,眼下米袋子就要见底了。父亲略作迟疑,还是慷慨地称去了一口袋玉米。父亲是从小就挨过饿的人,知道粮食的金贵。当时我们家吃的玉米面大饼子都是玉米全面粉的,磨面时,从来舍不得去皮儿。大舅说等粮食下来就还上,父亲说,先拿去吃吧,别的以后再说。父母,对我的零花钱几乎控制成零元,那时候我非常渴望拥有林副主席手里那样的小小语录本,哭喊着几次,父亲才答应母亲花四角钱买了一本,当时玉米的市价是每斤3角多。

    包产到户以后,粮食终于充足了,那袋子玉米自然也就没必要大老远地再还回来。大舅家的小伙子也都长起来了,每年春节都来看望父亲。

    我不愿意给父亲搭手干活,连那拉磙子的毛驴儿都不情愿,何况我这个小毛头了。有次,姐姐和我同父亲打草去,归途,老爹拉车在前,我俩在后推。前面一个壕坡,老爹喊号加油,爷儿仨一起前冲、坚持、较劲,眼见大功告成。这时车身一前倾,只听老爹“哎呀”一声,我忙跑到侧面一看,老爹因脚掌蹬空而双膝磕地,眼看车子就要退下坡来。在这个节骨眼上,只见老爹用双膝代脚蹬地,牙关紧咬,眼瞪得吓人,面部皱纹扭成虬劲的弧线,肩、臂、背部青筋突起,紫褐色的肌腱条条块块地隆起,绳套深深勒进肩头的皮肉里——老爹拼命了!这时,我赶紧去般轮辐,随着老爹“啊——”的一声叫喊,车轮终于碾过了壕坡的顶端,实实在在地把壕坡甩在了下面。

    我和姐姐赶紧扶起喘着粗气的老爹,只见双膝上都划出了大片青紫,其间夹杂着绿色的草汁和黑色的泥土,鲜红的血珠从划痕上一串串渗出,参合着汗水,流淌成一组令壕沟也为之动容的感叹号。无法抑制,我的眼窝蜗一下湿热起来——车陷在泥水里的场面我见过,不过,那拉车的不是父亲,而是两条前腿已跪在泥水里,仍在瞪眼拼命的牛啊!此时,我仿佛一下子就懂了:什么是生活,什么是父亲。

    父亲拉车的侧影,像一幅紫铜的浮雕,嵌入了我的灵魂深处,化作了一笔无价的精神财富——尽管他一生没有教我认过一个汉字,没有给我讲过一句做人的道理。七九年,当我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入重点高中的同时,一所小中专的录取通知书也寄到了家里。乡亲们啧啧称奇:康老先生老实巴交的不会说啥,是怎么把孩子教育得这么出息的呢? 是的,父亲一辈子所说的话,也许只能装满他腰间的那个烟口袋;而他做的活恐怕可以堆起家乡附近的那座七星山。后来我总结得出的结论是,最好的教育是行为“艺术”。
 
    当时因为自己短视,更是为了减轻家里的生活负担,我选择了就读享有助学金的中专。那时学校的伙食是定量的,“备战备荒”储备的玉米面做成的窝窝头,不是硬得可做垂头、就是散在手里如一捧炉灰渣,但再酸、再有哈喇味,我都咽得下。学习上遇到多大的困难也会想办法解决,只是在午饭前的那节课上,常常感到头晕,有时两眼冒金星。这无疑加深了我对粮食的理解,进而想到父亲对土地的认识——“那是咱庄稼院的命根子”。

    一个周日,我与另一个同学上街,在一家副食店里,同学提议我们各买个黑面包吃(0.17元/个)。我犹豫了一下,还是把两毛钱放进了口袋。油光光红褐色的面包表皮那么地诱人,但也一下子把我的视觉引向了当年父亲挑水抗旱时压得红肿的肩膀,引向了父母在集上买的两根胡萝卜。我,一个不挣钱的学生,怎么能随便挥霍父母的血汗钱呢?于是咽下口水,对同学说:“你吃吧,我一点儿也不饿。”城里人瞧不起农民骨子里的小农意识,它的确难以成就大事,但也要看清它的历史渊源和环境局限。

    第三个学期,就要放寒假了,因为学习劳累和营养不良,一场胸膜炎让我住进了医院。十八年来,家里第一次缺我过春节。后来知道,从不流眼泪的父亲为我哭了……我第一次感到,父亲是爱我的,我并不是家里一个多余的经济累赘。从此,我对父亲的惦念开始加深了。

    1982年8月,我在省城上班了。国庆节,我从同事手里串换几张鱼票,买了几斤带鱼回家。父亲的高兴劲儿,是我头一次见到的。“还得有儿子啊!”父亲感慨地说。父亲的话让我心里热乎乎的,我也为自己能经济独立而感到很欣慰。婚后的那年隆冬,父亲非要搭车来看看我的“马架子”小屋。住了一宿,第二天,父亲看到脸盆里结下的冰层,心情很沉重。临走,父亲哽咽着说:“我看你住这地方,心里挺不是滋味……”话未说完,父亲已把头转向一边。那年春节回到家里,母亲说:“这两天,一到下午两点,你爹就站在院里向东国道方向望;昨儿个三点来钟,还念道呢:‘今儿个是不能回了’。”

    母亲的话,我深深地刻在心里,并暗中许下这个愿:只要父母还在,不管遇到什么困难,我一定坚持每年回家过年!那些个挤公共汽车的日子,实在难以忘怀:不管多忙、票多么难买,不管在车上能容几只脚落地、身体被拧成几道S形,那段距离一定要跨过,那一时刻一定要相逢。如今我与父亲的距离已经遥不可及,挤成肉饼、借助光速也无法跨越了。其实,这道阴影早就在我的心头隐隐约约的萦绕,人哪有永恒的生命呢。相逢的不易,才让人倍加珍惜。求学之前的十八年里,父亲与我之间的谈话可以用“句”来计数,更谈不上有什么情感沟通了——父亲在通往大饼子的路上日夜奔波,哪有那份闲心呀。因为长大,因为离家,因为后青春期性格的不再叛逆,因为父亲情节的萌芽,我与父亲间的话匣子可算打开了——失去的都要补回来。每次回家、多少个夜晚,我都要跟父亲聊到下半夜,直到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

    有一次,正聊着,父亲又心酸起来:“……爹这一辈子,没什么能耐,一点也没帮你什么忙。你念书那阵子,还总嫌你不干活,拖了你的后退。我也不知道念书有啥用。你考上了,别人一见面就笑着向我祝贺,我才知道那是喜事。你这孩子从小到大,没让爹操一点儿心,自己那么要强,十多岁就离家在外。我一想起来,心里就难过。你一上班挣钱,就买这买那的,我这腿自打吃了你买的药(十盒延生互保液,以及前列康),一点也不肿了,好得利利索索的。以后自己还是攒点钱吧,一个人在外不易呀……”父亲如那石佛寺山,儿子住的房是那里的石头砌的墙,房木是从山上伐来的,吃的粮食也是山坡上长出来的,父亲还要为儿子付出什么呢?而山的无语,并不说明父亲没有柔肠。

    其实父亲的思想、经历是很丰富的,不少朴实的话语也是掷地有声的。我听不够父亲的关于闯关东,关于跑盲流,跑胡子,关于四平战役,关于石佛寺马门子战斗,关于发大水,关于入社,大跃进,饿肚子的淋漓讲述。我也耐心为他解释关于地球、银河系、银行汇兑、异乡风情、工业生产、标准化等这些看似学问的问题……

    有一次,父亲随口吟出了“春宵一刻值千金,花有清香月有阴。歌管楼台声细细,秋千院落夜沉沉。”我的天啊,这是我的耳朵吗?这是当年那个大裤裆的父亲吗?母亲解释说,早年你爷爷喜欢看唱本,你爹不知怎么记住几句。母亲还说,早年康家在关里济南府定居,遇上连年饥荒过不下去了,你太爷一个挑担把家搬到关外,几经辗转才到这里定居,这个房场儿眼看就要到一百年了。你爹小的时候,家境还算不错,你三个伯伯多少都念过几天书。听你奶奶讲,你爹打小就爱干活,抱柴禾时,装满满一簸箕,胳膊左压压、右压压,还是一下子翻掉了,那小手一拍还开心地笑呢。听了妈妈的介绍,我暗想,莫非父亲是为了干活才来到世上的?难怪父亲总讲:“干活、干活,要活着,就得干才行。”

    铁打的父亲,也有干不动的日子。九八年前后,每当我回家的时候,一次比一次觉得父亲见老,精神头也不似从前了,对农活的不服输劲儿也软下来了,时常哽咽着向我倾诉家里这一摊子的难以料理。父亲从来不是这样,这回父亲真是“眼愁手也愁了”。毕竟已是快八十岁的人了。这几年二哥也离家做买卖了,在城里还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。同村两个姐姐都相继进了城。父母在乡下无依无靠,孤单得很。我望着父亲脚步邋遢的背影,酸楚一阵阵地涌上心头。我要买三室两厅的房子,一定要把父亲接到我的身边来住,让老人家安度晚年。经过努力,终于说服了各方亲眷,父母也算勉强同意(父亲住的这房,产权属于二哥。二哥也恰好谈妥了买主,当然我不会申请其中的一分钱来为父母养老)。父母真的是故土难离啊!

    九九年的农历二月二,早晨,面包车启动的那一刻,父亲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。父亲手扒车窗,望着已生活了八十来年的老宅渐行渐远,失声痛哭……那是父亲根的土壤,也是我这走丢了的魂儿,梦中安歇之处啊!那里的一花一草,一砖一瓦都留有父亲抚慰过的指纹,都含蕴着父亲的心血,都是活生生的天籁故事。那是父亲一生不了的情。我不知道我的所为是善还是相反,我仿佛感到有一把冰凉的产钳,正在子宫内翻检,直逼尚在成长的胚胎,不知人造的保暖箱能否辅助生灵度过面对新天地的难关……

    来到城里了才几天,父亲的牙龈肿了,并且自个用口含白矾的土方治疗。我赶紧买来利君沙和甲硝唑给父亲服下,几天就见了效果。父亲的感言是:“这白矾可好使了,过去牲口上火了都要喂白矾的。”原生态的一切,都有自身的生灭之道。我理解父母一时很难适应城里的生活习惯,特意花三个月的时间陪伴他们。一是为了熟悉环境和生活方式;二是到公园解闷儿;三是免得室内久卧筋骨过早退化。

    一次,领父母遛弯儿,来到大二环南的浑河边,望着悠悠的河水父亲伤感地念叨:“还不如投河死了得了!”我脑袋顿时“嗡”的一下,心里仿佛由麻布堵住了一样地难过。父亲啊,父亲,儿时,是我不理解您,现在您怎么这样不理解儿子啊?我们父子之间总共才有多少相知的时段啊。您四十岁上才生我,是上天吝啬我们的父子缘分么?

    回来时,一家“开业大吉”的条幅下面,男歌手正在演唱在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,父亲驻足观望。一进家门,父亲就感慨到:“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啊!”为了排解思乡情绪,我让孩子跟爷爷玩象棋,父亲说:“没心拉敞地,我不玩儿。”父亲的身虽在我这,魂仍留在故土。对于城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鸽子窝式空间,父亲的心,总是空落落地悬置着。自此,我已深深地感到,自从面包车启动那一刻,父亲接天连地的本色生活就被我连根拔除了。城市化,移民,在老一辈农民眼里,只是年轻人一厢情愿的抉择。一切变革,总会伴有阵痛。

    一年后,二哥在省城有了一家的居所,诚心接父母过去,妈妈也执意要去那里定居,理由是不曾为我制下家产。难以理解,什么是家产,难道我的一切不是父母给的吗?我得怎么做,才能让含辛茹苦的父母安享晚年,才能让我的感恩之心得到一点表达?

    长期的室内生活,父亲的小脑过早地萎缩了。以至后来时常“胡言乱语”:“磨小米,磨高粱,添人进口了。前院种茄子,后院栽辣椒……”唉,劳累一生的父亲,享不得清闲之福。身体虽躺在高高的楼上,心依旧在黑土里忙碌。
    父亲的晚年,像一颗老树,由山野里挖出,植于城市的马路旁。那树的根受伤太大,植根的土壤也不似当初;马路上的车水马龙,更不属于他的风景。

    在城里熬过九年,父亲还是带着对故乡的眷恋独自走了,安详地,魂归故里,回到他赖以生存的并感到最大幸福的根基之处——泥土之中。
    一切都重归平静,而父亲精神将伴我一生,那是他用毕生实践,为我积攒的宝贵家产。但我还能把她传承给我的孩子么?


后记

    父亲(1921.正月.二十九——2008.春节前夕)的故事,对于我来说是一部读不完书。
    限于篇幅、限于人情是非,我不能全盘托出父亲在我心中的成像。回忆父亲的滋味是复杂的,有甜、有酸、有苦、有辣,更多的是痛。
    海明威说:人可以被撕成碎片,但不能被打败。罗曼-罗兰也告诉我:所谓英雄,就是竭力做他能做的事。平凡到极至的父亲虽不知柏拉图、罗素,但一辈子亲近自然、贴近泥土,所以大自然也赐给了他更多的坚强、健康、快乐和幸福。父亲不念“五常”而倾向儒,心神坦静也趋近禅,天人和一更符合道。而事实上,父亲只是他自己,一个朴实无华,仅仅认识自己名字“康文轩”这三个汉字的地道农民。
    滋养父亲一生的是那块黑土地,辽河水和纯净的阳光。
    中年以后,有点自以为是的我,常常这样扪心自问:“这辈子,我超越了父亲,还是被父亲拉得更远了?”
    解读父亲,需要时间。

注释:
    本文,缩写版《你的侧影,是一幅紫铜的浮雕》于2009.6.21(父亲节)被刊登在《北京晨报》上。

附录:

2013.5.1晚间拍摄。
图片A处,是我家定居一百来年的房场。在我记事儿的时候是五间泥墙瓦房,伯父一家住东边两间半,我们家住西边两间半,中间是公用厨房。当初,图中前景部分是一个大水泡,四季常年积水,鲫鱼、泥鳅、菱角、芡实等应有尽有,雨季夜晚蛙声如潮。
一九八一年春天,五间房拆除,伯父家搬到西街另建房屋,二哥和父亲在原地建起三间砖瓦房。一九九九年,我从此处接父亲去省城定居,三间瓦房卖给了同村居民。两年后,因为雷暴失火,拆除瓦砾,种菜种粮。



本图相当于上图向右延伸。
图中身影是我的小学同学在用机具点种玉米,是他的大哥卖了父亲的住宅包括这块开荒地。整个黑土部分是我二哥当初用自己的链轨拖拉机搞的开荒地,中间是个鱼塘。九十年代初,二哥进城做生意,父母亲在家种、收房屋前后的园子和这块地。其余的责任田包给了老乡。当时父亲是七十多岁,不难想象手工侍弄这么多地付出的劳动量。
画面前景在八十年代以前也都是水,因为省城在附近开发了水源地,从此,除了北边的辽河,所有的水泡子都干涸了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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